茅于轼：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
□茅于轼一个稳定的社会，一定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，也就是说社会由精英来治理，但他们考虑的是大众的利益。世界上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都有这个特点。中国正处于转型期，特别要注意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，是强调精英的还是强调民众的。先看看我们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。首先，肯定是精英治理。从部长、市长到县长都是优选出来的精英分子。但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？我觉得不完全是。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**章所说的，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，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，是稳定的社会。最近有个当官的问，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*说话，提这个问题无形中暴露了二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。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，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，包庇坏人。这样就给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，令他们可以全面地攻击精英分子，否定精英的作用，但这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？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能走上正轨吗？以前，我国是由战争中涌现的精英分子治理的，完全排斥了其他方面的知识精英，国家越搞越乱，最后靠王洪文、张春桥之流来管理，全国陷入巨大的倒退。现在情况已经变了，但是要不要精英治理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。一个社会中，精英永远是少数，群众是绝对多数。革命时，是暴力在作决定，是枪杆子里面出*权。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精英分子掌舵，而是大众掌舵，少数精英被大众同化或被劫持，不得不跟着大众走，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。这种革命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。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革命，而希望出现由精英掌舵的社会转型。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为大众利益着想的精英，大众的利益没有人关心，革命就在所难免。现在的精英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，社会转型就容易被那些冒充“大众利益代言人”的人所控制。现在就有人为了讨好一般群众，否认精英的治理经验。举个例子：有人写了篇文章，说小额贷款必须是低利息，高利息对老百姓不利。其实他对小额贷款知之甚少。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，因为低利息的优惠贷款被有权有势的人拿去了，转手就放了高利贷，真正的贫苦老百姓是拿不到的。要想把利息降下来，必须增加资金的供应，这是经济学的道理。这位先生并不懂这些道理，却高谈阔论要降利息率。这种人对问题并不很懂，却想在公众中树立自己的形象。他发表意见的目的是什么？未必是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而可能是为了讨好舆论。但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老百姓，是代表了大众利益的，而真正在做小额贷款、真心诚意地帮助穷人的人却反而被认为是剥削者，是站在食利者的立场上说话。这样的情况糟透了。真正的底层群众的声音很难被听到，他们是没有代言人的。于是就有上面这样的人出来冒充底层群众，实质是哗众取宠，图虚名而已。精英的意见和大众的意见往往不一样。如果两者意见一样，还要精英有什么用？让大家举手，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了。现代社会非常复杂，是与非并不容易判断。大众从表面现象出发，用常识作判断；而精英从事物的本质出发，用专业知识作判断。二者就会有区别。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就是精英治理国家。近30年来共产*的精英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，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，值得肯定。但随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，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，因此在转型的时候，要思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，各自起什么作用。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。或者可以从历史得到一些启发：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，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；法国大革命是民众专*，精英被民众同化了，结果并不好；按照中国的情况，如果还是让大众闹革命，像“文革”那样，看起来普通老百姓确实是非常有权威的，说斗谁就斗谁，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，痛快得很，但这条路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。所以社会转型要由精英来掌舵。从根本上说，精英之所以为精英，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，更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。这一点怎么实现？我认为有两条路。第一条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，做一点算一点，从摸索中前进，最后建成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治理队伍。这需要较长的时间。第二条路是，中国现在有非常好的条件，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中，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，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精神的帮助。这个力量不可小看，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70年来的进步，其根源是由世界带进来的。如果中国与外界隔绝，完全没有任何往来，中国还是秦始皇、西太后的样子，不会有多大变化。中国已经这样存在了两千多年，要变也得再等几百年。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。儒家思想中确实有自由平等的成分，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，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吸取世界上的先进经验。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？靠的是国际主流理论，不是靠中国传统；同样，我们的社会改革，*治的、经济的、技术的，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尽管学习西方的主张可能还会有争论，事实上已经争了170年，但事实越来越明显，学习西方必要性的争论比以前少多了。当然，也应该强调，学西方不是照搬，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，但是首要的是必须学习，然后才是不要照搬。现在国际环境非常好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同时要有更多在位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，真正思考底层群众的利益，这样才能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。（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、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）原载《同舟共进》2009年第9期